封禁式未成年使用社媒治理为何失效？

顾九染

　　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潮，正在蔓延。
　　2025年底以来，澳大利亚率先通过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限制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的国家。此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相继推进各自版本的监管方案。
　　但现实反馈并不乐观。澳大利亚禁令实施半年后，多项公开调查显示，其执行效果远低于预期：大量未成年人仍在借用他人账号、谎报年龄或使用VPN，继续使用社交媒体。6月24日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BMJ）的一项追踪研究发现，禁令实施三个月后，仍有超过85%的16岁以下受访者在使用受限平台。
　　在执行效果存疑的情况下，治理力度仍在继续加码。几乎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对未能有效执行禁令的科技公司罚款上限从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并扩大监管机构的信息调取权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于6月29日发布了《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系统梳理了1300余篇学术文献、240余篇媒体报道、4万余条网络评论及上千份问卷数据，试图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禁止”成为治理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主要工具时，它改变了什么，代价又是什么。

　　图/图虫创意

　　争议与分歧

　　当前，全球多国推行未成年社媒禁令的一个潜在前提，是视社交媒体为引发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危机的核心因素之一。
　　但这背后，到底有没有扎实的学术共识支撑？
　　实际上，国际学界对此长期存在分歧。
　　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畅销书《焦虑的一代》中主张，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重要驱动变量；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心理学家坎迪斯·奥德格斯（Candice Odgers）则基于覆盖72个国家的大样本研究指出，全球范围内社交媒体普及率与青少年幸福感之间并未呈现一致或显著的相关性，美国青少年脑发育长期追踪项目也未发现与数字技术使用直接相关的显著脑结构变化。
　　奥德格斯担心，把复杂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简化归因于社交媒体，可能会遮蔽贫困、不平等与家庭结构等更根本却更难解决的因素。
　　为了进一步厘清这一争议，清华研究团队对1309篇关于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影响的系统综述类学术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从现有学术证据来看，关于“社交媒体有害”的结论，远未形成科学定论。
　　一方面，大量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与未成年人负向心理症状之间的相关系数普遍偏低，且缺乏稳定的因果识别。相关结论在不同研究中存在较大差异，并受到研究设计方法、样本结构及发表偏倚等因素影响。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社交媒体在未成年人社会连接、同伴互动与身份探索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其影响方向高度依赖具体的使用方式、动机和个体差异，与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并非单向度作用机制。
　　由此，《报告》得出结论，无论是社交媒体“有害论”还是“有益论”，作为一种简单的二元判断，均难以准确反映其复杂效应。
　　从时间维度看，《报告》发现，相关研究的关注点也经历了一个清晰的演进过程：2003—2010年，学界的关注更多集中在网络使用对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的影响，比如久坐、肥胖等问题；2011—2019年，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全面普及，研究重心转向心理与行为层面，抑郁、焦虑、成瘾成为高频关键词；2020年之后，研究进一步下沉到更具体的作用机制，开始关注睡眠质量、身体意象、饮食障碍等细分议题。

　　2003年—2026年5月底间，社交媒体影响未成年人相关文献数量和被引次的时间分布
　　这表明，学界对该议题的理解仍在持续深化与细化。
　　值得注意的是，该领域的研究本身还存在结构性局限。《报告》指出，目前高影响力论文主要集中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高收入国家构成了这一领域的主要知识生产中心。也就是说，当前关于社交媒体有害性的主流叙事，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上的。
　　而不同国家的社会环境、网络生态环境、面临的网络风险程度、家庭教育理念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等方面，可能存在着极其显著的差异。因此，在讨论相关议题时，如果无视这种语境差异，简单、机械地将这些研究结论直接移植到其他国家，本身就需要极其审慎地对待。
　　学理地基不稳，也让各国推动的相关禁令在逻辑与规则设定上存在缺陷。
　　“很多人会把‘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和‘禁止未成年人吸烟’相提并论，但这是一种严重误判。”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雳在研讨会上指出，吸烟有害的证据链条清晰确凿，但网络早已构成现代生活的基础设施。一纸禁令试图切断的，其实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最核心、最难以被替代的社会支持与认同需求，这也是禁令在执行层面天然承受巨大阻力的深层原因。

　　“一刀切”的半年答卷

　　学理争议之外，澳大利亚作为首个全面实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其政策实践为这一治理模式提供了现实检验样本。
　　于是，《报告》将澳大利亚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在当地发放并回收1000份有效问卷，并结合相关的240余篇主流媒体报道、4万余条网络舆情进行综合分析，试图还原禁令实施后的真实效果。
　　《报告》梳理发现，根据官方和第三方调查结果，禁令虽使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未成年人账号可见度下降约18个百分点，但约七成原有账号持有者仍保留账号，14—15岁群体的实际合规率只有约27%。另据清华研究团队问卷调研结果，只有19.2%的受访未成年人表示屏幕使用时间因禁令减少。
　　这一结论，已有更多研究相互印证。日前，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日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研究也显示，约85%的16岁以下受试者在禁令实施三个月后仍在使用受限制的平台，其中54%—67%使用的是自己的账号。
　　对此，《报告》得出的的结论是：澳大利亚社媒禁令的执行效果有限，合规率远低于预期。

　　《报告》对4万余条网络评论进行舆情分析后发现，与社媒禁令有关的网络舆论呈现出“消极主导、观望增加”的状态
　　而究其原因，面对禁令，未成年人有不少规避手段，且门槛并不高。
　　清华研究团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未成年人使用家长账号、谎报年龄、VPN等方式绕过限制现象普遍，表明年龄门槛未能实质性阻断使用行为。
　　这也就导致了风险并未消失，而是发生了迁移。
　　《报告》显示， 禁令实施前后，澳大利亚VPN应用的下载量激增近3倍，Lemon8、Yope等此前并不主流的社交替代应用迅速攀升至澳大利亚App Store生活类排行榜前列，其中Yope的注册用户中约有一半是16岁及以下。
　　“这表明未成年人的社交需求未被消除，而是向更难监管的空间转移。”研究团队表示。
　　事实上，这种治理模式在国际上也引发了质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就澳大利亚的做法表达过谨慎态度，认为“一刀切”式禁令难以替代系统性的数字保护框架，反而可能将青少年推向更难以触达和干预的网络环境。英国知名儿童保护机构莫莉·罗斯基金会（Molly Rose Foundation）在对超千名澳大利亚未成年人进行调查后也直言，当前禁令体系存在明显漏洞，其效果更多体现为短期行为调整”，而非长期风险消解，并警示这种制度可能带来一种“转瞬即逝的虚假安全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困境，还可能在家庭治理层面产生外溢效应。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方增泉指出，“一刀切”禁令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家长对孩子的监管权，即让原本对孩子的媒介使用保持着主动、细致介入的那些家长放权，将本该属于家庭日常引导的责任，让渡给了一道并不牢靠的年龄门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亦曾表达类似担忧，认为单一禁令难以替代家庭、学校与平台之间的协同治理体系，反而可能强化表面安全，弱化实质干预。
　　这也正如《报告》所指出的，“一刀切”禁令式治理的结果，“可能不是风险消除，而是风险转移和治理成本上升”。

　　全球治理路径的再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治理逻辑正从社交媒体向更广泛的数字技术领域延伸。一些国家已开始将类似思路扩展至人工智能治理，对未成年人使用AI工具进行限制。譬如挪威便宣布，8月起，6—13岁小学生原则上禁止使用AI，14—16岁的初中生需在教师监督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
　　但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郑宁看来，在AI逐渐进入教育与社交系统的当下，完全切断未成年人接触数字技术，不仅无助于应对新场景下的隐私与伦理风险，反而会扼杀下一代的数字素养与适应能力。
　　这也就意味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治理框架，需要能够覆盖比社交媒体本身更广阔、也更快速演化的数字生态。
　　也是在这一背景下，《报告》捕捉到了全球未成年人网络治理转向精细化的共识与趋势。
　　治理目标并未改变，但工具从“一刀切”禁令转向分级分类、隐私友好、多元问责等。核心也就此从是否允许未成年人进入，迁移至如何通过平台、家庭与学校协同，探索未成年人该如何安全在场。
　　这一转向已在多国实践中出现。譬如，美国多州禁令因宪法争议受阻后，监管转向应用商店责任与默认隐私设置；法国则从全面限制，转向高风险平台和名单监管；德国与印尼则引入“年龄+风险等级”机制。
　　技术路径也在同步调整。国际上年龄验证方式正由单一强制认证转向组合机制，低风险应用采用轻量验证，高风险平台引入家长授权或行为识别，但在隐私保护、准确性与成本之间的平衡上，仍需在实践中探索。

　　《报告》发布暨研讨会现场

　　对照来看，《报告》认为，中国已形成相对完整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基础。
　　2024年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是中国第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从网络素养促进、内容规范、个人信息保护、防沉迷机制四个维度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制度框架；此后发布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进一步要求未成年人模式按不同年龄段分层设置，联动终端、应用和分发平台三方，在内容推荐、消费限额、陌生人私信屏蔽、防绕过等具体功能上做出细化规定。
　　这套体系仍有可完善的空间，但至少在思路上，已经更接近《报告》所指出的国际趋势方向。就此，《报告》指出，我国政策优化的重点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内提升治理精度和执行效能。
　　这种精细化治理的取向，也隐含着一层面向未来竞争力的考量。
　　郑宁表示，切断青少年与社交媒体乃至AI工具的日常接触，可能反过来影响下一代的数字素养和人机协同能力，这或许也是美国至今未采取全面社媒禁令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要提升未成年人的数字素养。”郑宁谈道，“你要让他们学会游泳，先要下水，而不是让他们干脆别下水，那你可能永远也学不会游泳。”